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教授David Graeber在STRIKE!這本雜誌上發表了這篇文章。因為太受歡迎還造成STRIKE!這頁的流量大增，網頁維持費用暴增。先說我不是完全贊同文章觀點(相反地，不贊同的地方較多)，但因為這篇文章很受歡迎，我想看看到底在寫什麼，所以翻出來。

以下本文

1930年凱恩斯預測在世紀末時，因為科技充分進步，一些國家像是英國或美國，可以達成一星期15小時工時的目標。有理由相信他是對的。在技術上來說，我們的確有能力達成。但最終這件事沒實現。反而如果真要說科技被怎樣利用的話，應該是被用來想辦法讓我們有更多工作。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有些無意義的工作被很有效地創造出來。很大的一群人，尤其是在歐洲跟北美，將他們職涯的一生，投入在一些其實他們自己暗自覺得不需要做的事上。這情形對道德面跟精神面上的傷害是很深厚的。這是我們集體靈魂的傷疤，但實際上沒人去談論這件事。

為何凱恩斯承諾的烏托邦 – 在60年代被迫切期待 – 從未實現呢？站在現在的角度，可以說他當時沒有想到今日消費主義大規模地增加。在較少工時以及更多玩具/樂趣選項中，我們都會選擇後面那個。這是個很好的道德故事，但即便只是某個時刻的反思都顯示這不是真的。是的，從20年代開始，我們看到了無窮盡的各式新工作及產業被創造出來，但其中僅有非常少數跟壽司、iphone或是時髦運動鞋的製造跟分配有關。(譯按：白話來講，我們都要更多的東西，但我們創造的工作很少跟這些新東西的製造或分配有關。)

所以精確地說，哪些新工作被創造出來呢？近期一份比較美國1910年跟2000年的就業情況報告，給了我們一個很鮮明的圖像(而我也注意到，英國也幾乎是這樣的情況)。過去一世紀中，工業跟農業部門的勞動者數量劇烈下降。而在此同時，｢專業、管理、文書、業務、以及服務的工作者｣成長三倍；｢從所有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成長到到四分之三｣。換句話說，具生產力的工作一如預期地在很大程度上自動出局了(即便你計算世界上的工業勞動者，包含大量勞碌的印度人及中國人，跟過去相比，這樣的勞動者佔世界人口的比例仍沒多高)。

但與其讓工時大幅下降，讓世界上的人可以追求自己的計劃、樂趣、夢想以及想法，我們看到的昰不只是如行政部門的｢服務業部門｣大幅膨脹，還包括了創造一推新產業如電話行銷，或是前所未有的行業擴張，比如說公司法、學術及健康管理、人力資源、公共關係等。而這些(就業者)數字，甚至無法反映在這些產業裡面提供行政、技術、保全服務的就業人數，或是存在理由僅是因為其他人都花太多時間在自己領域工作上，才產生一大群附屬產業(洗狗人、整夜披薩外送小弟)的受雇者。

我提議稱這些工作為｢狗屎工作｣。

就像某人在那編造些無意義的工作，只是為了讓我們能繼續工作。這恰恰好就是奧妙之處。在資本主義中，這正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當然，在過去沒效率的社會主義國家，比如說勞動被視為既是權力又是神聖任務的蘇聯，這個制度編造了許多工作(這也就是為何蘇聯的百貨公司中會需要三個店員賣一塊肉)。但當然，這是市場競爭需要去解決的大哉問。根據經濟理論，一間以追求利潤為目地的公司，不會掏錢給他們不真的需要聘雇的員工。但這還是莫名其妙地發生了。

當企業可能在進行無情的瘦身時，裁員跟無償地增加工作分量，通常都落在那些實際從事生產、搬運、修理跟維持事物的人生上；藉由某種神秘魔法沒人可以解釋，但給薪的文書處理員(譯按：paper pushers，比較帶有貶意)最後好像增加了，越來越多員工發現他們自己越來越像蘇聯時期的員工，每周花四十、甚至五十小時在文書作業上，但真正有效率的工作僅需要十五個小時，一如凱恩斯所預測；因為其他時間都花在舉辦或是參加激勵研討會、更新臉書或是下載電視影集。

這個解答很明顯不是經濟上的：是道德跟政治上的。統治階級認為，一群快樂/有生產力又有閒時間在手的人是種道德危機(試想約在60年代剛有這種想法時，甚麼事開始發生)。而另一方面認為工作本身是種道德價值，認為任何不願意在幾乎所有工作時間內，將自己奉獻在某種程度的密集工作紀律的人活該甚麼都沒有，這兩種想法對統治階級來說，實在是非常方便。

曾經，在我沉思在那些英國學術界看起來成長永無止盡的行政工作時，我想到了某種面向的地獄。地獄，是一群人花一堆時間作自己不喜歡跟不拿手事的集合。就這樣說吧，找了一群超會造木櫃的人，結果這群人發現他們被期待要花大部分的時間來炸魚。這件事不僅沒那麼真的需要做 – 就算有，要炸的魚數目也很有限。但不知何故，他們都迷失在憤慨中，認為其他的同事應該會多花些時間造木櫃，而不會把自己分內配額的魚炸完。結果不久之後，就有無窮盡的成堆無用炸魚堆在工作室中。而這正是每個人在做的事。

我認為這正是對現今經濟道德動態(moral dynamics)的準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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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知道這樣的論點會馬上有反對意見：｢你以為你是誰，可以說哪些工作是『必要』的？什麼又是『必要』的？你是個人類學教授，人類學教授的『需要』又在哪？｣(的確，有許多八卦小報的讀者會認為，我這種工作的存在，就是浪費社會支出的最好定義。)某種程度上這顯然成立。沒有一個衡量社會價值的客觀標準。

我不會去冒昧地對某個認為自己對這個世界很有貢獻的人說，其實並沒有。但對於那些相信自己是在做無意義工作的人，我們又該如何？之前不久我跟一個自從12歲就沒見過的兒時友人聯絡上。我很驚訝地發現這段時間他先當了詩人，然後又當了一個獨立搖滾團的主唱。我曾在收音機聽過一些他的歌，但壓根沒想到主唱會是我認識的人。他明顯是個聰明又有開創性的人，他的作品無疑地點亮、改善了世界上人們的生活。然而在幾張不是很成功的唱片後，他喪失了合約，然後被債務困擾著，還有個剛出生的女兒。最後他這樣說，｢做了一個許多失去未來方向的人理所當然的選擇：法學院。｣現在他在紐約的知名企業中擔任公司法律師。他是第一個承認他的工作完全沒意義、對這個世界完全沒有貢獻，他個人認為根本不需要存在的人。

這裡可以問許多問題。首先，到底我們的社會為何看起來對足具天份的詩人-音樂家的需求極為有限，但對公司法的專門人士有廣大的需求？(解答：如果1%的人掌控了多數的可支配財富，我們稱做｢市場｣的東西，其實是反映了對他們這些人有用/重要的事情，而非其他人的。)但更甚者，在這些工作上的大多數人，最終都有這樣的感覺。事實上，我不確定我是否有碰過哪個公司法的律師認為自己的工作不是狗屎。上述列出來的新產業大多都是這樣。有一整個受薪的專業人士階級，你會在派對上遇到他們，他們承認你做的事情看起來相當有趣(比如說，人類學家)，這些人會避免談論任何有關他們工作的事。給他們幾杯酒下肚，他們會開始發表長篇大論，說明他們的工作是多麼沒有意義，多麼愚蠢。

這是個深刻的心理暴力。一個人怎麼可能在開始談論勞工的尊嚴時卻暗地覺得某人的工作根本不應該存在？這怎麼會不造成深刻的憤恨呢？然而這是某個天才在我們社會中想的辦法，就像炸魚的例子，讓這個憤怒導向那些真的在從事有意義工作的人。舉個例子：我們社會裡，似乎有個通則，某個工作對他人越有利，這個工作就越不會被付與酬勞。再次說明，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標準，但一個簡單思考的方法是去問：如果某個階級的人全部消失會怎樣？比如說你喜歡的護士、倒垃圾的清潔工、技工等，很明顯地如果他們消失在迷霧裡，結果會非常立即也非常災難性。一個沒有老師或是碼頭工人的世界很快就會遇上麻煩，一個沒有科幻小說家或是斯卡(ska，一種音樂風格)音樂家的世界也會變得較無趣。但如果是私募基金的CEO、政治遊說客、公關研究員、精算師、電話行銷員、法警或是法律顧問同樣消失的話，比較不清楚對人類會有什麼影響(許多人還懷疑說不定世界會變更好)。但除了一小撮被吹捧的例外者(醫生/博士們)，這個規則運行地出乎意料得好。(譯按：作者應該是開自己玩笑，因為他自己是博士，因此這群念很多書的人中，只有博士還有存在價值。)

甚至更悖謬的是，人們似乎廣泛認為事情本就應該這樣。這是右翼民粹的某個秘密強項。當合約協商破裂後，地鐵工人癱瘓倫敦交通時，你可以看到八卦小報在煽起對地鐵工人的憤怒：地鐵工人可以癱瘓倫敦交通的事實，正好證明了這個工作的確有必要性，但這似乎恰好是惹惱人們的理由。這在美國更明顯，共和黨成功地以(共和黨人所形容的)肥貓薪資或福利挑起對學校老師或是汽車業工人的憤怒。就好像他們告訴那些老師工人｢但你還是要去教書！去生產車子！你必須要有個真的工作！除此之外你竟然還有膽子去期待有中產階級的年金跟健康保險？｣

如果某人設計了一種工作制度，可以完美地維持金融資本的權力，實在看不出來他們還可以做得更好。真正的、有生產力的工人被無情地壓榨跟剝削。剩下的人被分成被舉世唾罵的惶恐失業階層，以及較大多數、被付錢來不做任何事的階層。這些人被放在設計好的位置，讓這些人認同統治階級(經理人、管理者等)的觀點跟情感 – 尤其是他們的財務表現 – 但同時，對那些從事有明顯又不可抹滅社會價值工作的人，營造一種暗地憤恨的情緒。明顯地，這個制度從未被有意識地設計過。這制度在近一世紀中的試錯中演變出來。但它只解釋了為何即便我們擁有如此的科技能力，我們現在還是無法一天只工作三到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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